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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9 10:02 来源:豫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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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3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一揽子计划。文章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贝努存在极小的几率与地球相撞,大约为1/2700。

张永军认为,欧盟如今应该充当世界贸易乱局中的正面表率,和其他国家保持团结,建立起统一阵线,一同抵制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以增强威慑效果。这是一个错误。

  中俄产业结构互补性是两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基础。报道称,甚至在美国正式宣布消息之前,中国钢铁制造商就表示,他们并不担心关税问题。

  报道称,这种趋势也延伸到消费部门。因此,这次演习包括在以色列境内作战的场景。

在这次论坛的谈论中,既有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建议的设立一处欧洲版关塔那摩湾来关押数以百计的叙利亚极端分子,也有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挥舞一块伊朗无人机碎片时对伊朗外交部长发出的你认识这个吗的质问。

  中国还表示,这关系到每年中国对美73亿美元(约合462亿元人民币)的出口额。

  3月25日报道外媒称,中国对特朗普的回应是一种精心措辞的警告。另据英国《卫报》网站3月21日报道,中国已证实计划合并其官方电视台和电台,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广播电视机构,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宣传平台之一。

  下一届计划于2019年在中国召开。

  消息一出,便引起美国政军界和舆论的热议。3月14日报道外媒称,作为北京反腐行动的一部分,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辨认进入澳门赌场人员的做法,几乎根除了内地腐败官员在澳门的非法赌博行为。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3月23日报道,台湾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关表示,大陆和美国贸易摩擦可能面临三种境况,最小是美国了解贸易战后果,对大陆的301条款调查案有所克制,大陆相应的对策是调降进口关税,扩大对美进口汽车、天然气等产品,化解纠纷。

  3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3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一揽子计划。

  在自然界中,它只作为放射性衰变的产物有极少数量。相对来说,这是非常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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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95期

任志强:如何让企业公益可持续发展

资料图片:美海军女直升机飞行员。

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组织生产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企业家的经济行为,大量消灭了贫困现象,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物质最丰盛的时代。在面对保护环境和极端贫困现象时,企业家应该怎么做呢?最近,任志强在人文经济讲座谈企业家精神和公益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任志强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公益受益者学会自己创造财富,比单纯的金钱帮助更有价值。本文为原子智库独家首发,整理自任志强演讲现场速记稿,有删节。

任志强 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 华远集团前董事长

194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和日本的GDP相比,人均GDP大概是1:4。4个中国人干1个日本人的GDP。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两者之间的GDP差了10倍,38.9:1,大约是40:1。为什么原来4个人干1个人的GDP,最后变成40个人干1个人GDP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产权保护,更多是要求平均分配。结果明显看到,两国之间经济上产生了巨大差别。

改革之后,尤其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始有民间企业家的发展。早期时候,我们允许民间有资本出现,叫个体户,而不是个体企业,那时法律规定一个人的雇工不能超过7个人,傻子瓜子雇了100多个人炒瓜子,各级写报告反映,这个人超过法律规定的7个人雇工,是剥削。邓小平的批示是等等看,事实证明,它不是一种剥削。法律上有了几次变更,一开始允许个体户的出现,然后到私人经济是对公有经济的补充,现在变为两个毫不动摇。

这种变革恰恰是社会制度进步的重要条件,其中很重要的是,有企业家群体出现。私人企业家群体出现,也开始有慈善和公益出现。最早我们看到,中国只有六大国有慈善基金,从目前来看,虽然他们仍占主导地位,但从数量看,民营各种各样慈善基金,已经远远超过国有控股的这六家。

南巡讲话打破了剥削理论,私人资本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否则中国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吃不饱、穿不暖问题。恰恰是改革让中国取消粮票,取消各种各样限制,最后让社会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我们看看改革以后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情况,2010年左右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GDP总量,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回到1949年,大概是日本GDP的2.5倍。可以看出,南巡讲话和私有经济出现,允许企业家群体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再看人均GDP,1978年改革之后,到了2015年,我们人均GDP也回到4:1。从40:1到4:1,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的进步在于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发展。社会的发展,表明企业家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财富变成了一种责任。

很多人跟我谈,为什么要企业家做公益?阿拉善SEE生态学会基本由企业家组织,也有律师参与,主要是富起来的一些人。企业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人砍一棵树,这棵树靠大自然自我恢复是可以弥补的,但是企业家用工业化生产方式掠夺资源,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办法恢复。任何企业家都在大量使用社会资源。只从社会资源使用的角度考虑,我们就要说,你更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用饿了么,要别人送饭。塑料袋用多长时间,大概20分钟,于是它就变成几年也无法消化的污染。我们一年用多少?大概150亿件,这个数量巨大,企业家就必须考虑,我们如何把这些塑料袋、包装袋,运输的包装品消耗掉。150亿件是巨大的,可这塑料袋只用了20分钟时间,从装进去,送到你那,把饭盒打开也就20分钟,就浪费掉了。很多企业家重新考虑,如何把塑料变成衣服,变成其他的制品,如何再生,不能再次利用就会变成社会的巨大污染。当企业家成为创造和拥有财富主体的时候,背后就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求你无论如何也需要承担,否则你就会得到社会报复和大自然报复。会有越来越多人谴责你造成的社会破坏。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很多人为社会提供服务时,大部分做的是慈善事业,但和社会公益是有差别的。我们的法律中,目前为止仍然是以慈善为主,公益和慈善两者没有法律界定。最近我们起草《社会组织条例》,讨论稿的争论,对慈善和公益的定义,甚至没有说清这两者之间差别。

公益和慈善的差别,在于慈善通常针对于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个人病了,我要给他捐点钱帮助他治病,因为他自己无能力承担这个医疗费用。公益和这些善举完全不同。公益是介乎于国家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东西,他是没有国家利益限制。比如说,国际红十字会在任何战争时候,从来不问你这个伤员是从哪个战线来,他是以生命救治为先。无论你从左边来的还是从右边来的,我都治你。他不管国家,也不管哪方利益,更不会针对于某些私人。

比如阿拉善荒漠化治理,从今天看,好像荒漠化治疗是为解决中国人民存在的问题。2004年的沙尘暴,主要是从阿拉善的沙漠吹到了北京,一个冬天有60多天的沙尘暴——现在我们看不见沙尘暴了。沙尘暴飞到韩国,飞到了日本,是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家先到中国沙漠地区开始荒漠化治理。社会公益不论国界,也没有特定受益人群,今天你可能是受益人群,明天他可能是。比如我们对所有动物保护,今天我们的鸟在中国,明天可能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其他国家,是不是会因为这些动物会转移,我们就不保护?

比如《巴黎协定》强调,多长时间内地球上升不能超过两度,这样计算我们排放的各种物质的量有多少。这两度造成地球升温,会让所有人类都面临危险。地球升温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巨大变化,我们的三江源雪线大概已经下降了100多米,喜马拉雅山雪线在不断变化。雪线变化的过程,会导致水资源短缺,气候温度上升,上海可能就没了——而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现在是海拔50米以下的地区。

在公益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更多强调的是企业家要承担公益责任,而不仅仅是慈善责任。公益涉及到财富再分配,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

中国扶贫政策中,大部分是授人以鱼。精准扶贫大多是给你钱,他们希望消灭穷人。所有的慈善大概都同样,因为你没钱,给你钱,你可能就变成有钱人。但是社会发展的逻辑和实验发现,给钱消灭不了穷人,只有消灭产生贫困的制度,才不会有穷人产生。

中央前天的新闻,已经特别强调,要禁止一年两次以上扶贫调查,就是因为今天你去扶贫调查一个家庭,你的家庭生活在扶贫线以下,明天调查发现这个村多了三个人在贫困线以下,那三个人的老婆都不干活,不干活的时候拿到政府的补贴,比他干活挣到的钱还多。贫困数据在精准扶贫之后不但没缩小,反而数据在扩大。你们看这两天的新闻,特别强调,一年只能做一次扶贫普查。

阿拉善进行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就发现这样的问题。最初我们拿社会捐的钱种植大量绿化,在沙漠中用绿化来固定沙子。当地农民就把我们的铁丝网剪开,把羊放进去把我们的草吃掉。我们没有想到,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必须让周边老百姓因此受益。他们觉得治理荒漠化没有让他们受益,他们的受益,就是剪开铁丝网把羊放进去吃我们的草。于是,我们就改变治理方式,让老百姓通过嫁接肉苁蓉(编者注:一种可用于药材的沙漠植物)获益。

当你授人以渔,让他学会通过环保获得更多收益,这个公益才能长久下去,农民因此获益,才能够发展下去。

云南的长江第一湾,大概有7万多亩烟田。抽烟人都知道云南烟好,但是有化肥、要用农药,会导致长江第一湾水域受到巨大污染。如果长江水源受到污染,第一湾流下的水会一直流到中国全境,会有更多的污染。我前天刚从西宁回来,我们要保护三江源,希望我们的源头不要被污染,野生动物重新发展。我们希望把云南7万亩烟田消灭,现在已经消灭17000多亩,我们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养蜂、种草药。养蜂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会让别的人也不能洒农药,不能用化肥,因为蜜蜂吃了这样的花会死掉,就产生不好的蜜。通过养蜂能治富,能改变种植烟田而获得的收益,他才愿意参与。用公益方式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才可能消灭贫困。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消灭贫困是从制度角度出发的。慈善只能解决人对人的交换问题。我们更多希望社会制度进步,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消灭贫困。从最简单的捐助做善事,变成对公益进行投资。将思想、资金、时间、经验投入到公益活动,才能授人以渔,转换成社会效益。当穷人自己学会如何致富,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才可能消灭贫困。当你能改变、善待,让所有人通过授人以渔进入社会,这个社会才会改变。

大家知道,比尔盖茨在大量用钱救治艾滋病。除了在中国,在非洲,在很多艾滋病发展地区都有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基金,他们在投入大量力量去救助。

比尔盖茨发现,为什么消灭不了艾滋病?因为艾滋病患者进不了工厂,没有就业条件。男人不断卖血才能生存下来,女人不断当妓女,否则她没有生存的条件。于是巴菲特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把把从一些国家弄来药,花高价买药,变成当地工人进行生产。于是把艾滋病的药的生产厂,放在艾滋病地区,让所有艾滋病病人到药厂去工作。你就能拿到劳动收入,也不怕你偷这些药,因为这些药本来就是我想给你治艾滋病的。你们偷的越多,吃得越多就没有艾滋病。这样他就把本来花钱去买药的,变成在地投资,而转换成一种公益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说,企业家才能做到的社会企业的出现。

如果不是企业家,可能只会做慈善,买药去做救治就完了。但是企业家发生改变,就变成了,我要在当地建厂,我要让艾滋病人有地方工作,他就不再去卖血,就不再嫖娼。他有劳动收入能养家糊口,他就会注重改变自己的艾滋病的行为,他就不会再去让别人产生艾滋病。整个社会发展当中,企业家有巨大的带动能力,因为你有无数员工。你有巨大的影响力,你的产品有很多人在使用。企业家在推动社会进步,变成了社会的修理者。

当社会出现缺陷的时候,企业家会发现,这是我生产的机会,越是哪有缺陷多,我就越要用什么办法改善它。我们的共享单车,可能就是想钻这样的空子,当自行车服务不够方便的时候,用共享单车能不能解决呢?但是它可能也存在其他竞争和其他方法的问题,但是至少从机会上来看,它是对社会的一种重新解释。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要形成社会新的良好的循环,更多要依赖于企业家。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国家发了一系列对企业家地位认可和尊重的文件。对企业家行为进行保护,就是因为企业家的社会公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支点,已经影响到政府与政策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在三江源保护开始的时候,整个三江源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区。但是今天,有15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和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保护区。我们把也试图把江豚从二级保护动物上升为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的企业家们向政府提出要拒吃鱼翅,国务院最终批准要拒吃鱼翅。也是我们提出政协提案和人大提案,要求修改《环保法》,于是民营和社会公益组织,对各种各样污染行为提出诉讼。到现在这种诉讼已经达到100多起,而且几乎所有的诉讼都是NGO组织胜了。企业造成的污染行为要进行赔偿。如果没有公众参与,我们的环境是得不到友好保护。我们已经和银行签订一些协议,没有经过绿色审批,就不能变成绿色金融。许多污染企业拿不到银行贷款,迫使污染企业不得不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

企业家逐步变成公益阶层,原因在于企业家有更稳定的收入,有可靠的组织能力。如果不能把企业家的能力运用到授人以渔,可能学会打鱼的农民因为没有船,没有网也仍然无法加入到打鱼而为生的阶段。所以,企业家要用这样的方法组织社会发展。

我们在沙漠地区搞节水,引进以色列小米,滴灌技术种植的小米,一斤可以节约一吨水,但是政府并不收购小米,因为它是一个小众产品,它只收购玉米。当地农民仍然是大量生产浪费水的玉米,就要靠企业家自我组织,帮助农民把所有小米销售,而且让小米的收益大于种植玉米的收益。这是从穷变富的过程,恰恰是这样一些做法,最后我们的行为被政府所承认。阿拉善企业家几乎都成为阿拉善盟地方政府的一些形象代言人。确实解决了相当多环境保护问题,也逐渐得到公民信任。我们从第一年赔钱,第二年赔钱,第三年赔钱,到现在开始有了盈利。

企业家用社会管理,工业组织的能力,让农业产品也变成工业产品。我们生产米棒、烤片、醋、酒和其他衍生产品,同时把这些技术转移给农民,让农民从种植到加工、运输、生产,所有环节都变成农民拥有的环节。如果是政府,这些是做不成的。只有企业家才有可能把这些事情变成社会公益。企业家对慈善的投资变成社会公益,就是让农民受益和贫困者受益同时,也让富人受益。

社会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拥有更多企业家,也有了更多各种各样社会产品,这些基因都在社会当中产生巨大作用。比如有壹基金,有阿拉善我们SEE基金,有南都公益基金,有乐平基金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社会组织中,是企业家为主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一般都可持续发展。

我们也看到很多以演员为名的组织,但是他们的理事会里头,常常是企业家在帮助。单靠他们的名声,单靠他们的经营能力,没有企业家的组织行为,很难持续发展下去。大多非企业家组织的公益基金,中途失败的占多数。有企业家参与和支持的,逐步都发展成常规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包括美丽中国,教师进农村的做法,更多不是仅仅解决教育经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要让更多人通过接受教育,学会如何打鱼而产生自我生存的能力。

过去认为,投资公益是一种慈善行为,只有付出而没有收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企业,通过企业家的行为,让公益产生收益,扩大了再公益的能力。用企业家发展经济的行为,让当地农民从贫困当中走出来,而不再是以种地为生。他们可能通过养殖,通过工业化生产方式,从贫困转为提升。

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均GDP现在仍然排在100位左右,比发达国家差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不上中等发达国家,原因在于我们没把城市化问题和农村问题结合起来。企业家行为进入到农村无组织状态中,产生经济效益,让他们从贫困中走出来,再产生财富时,很重要的是公益组织诞生。靠企业家的社会精神,才让农民改变现状,有了发展余地。

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认为,慈善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穷人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手段,而绝不是精准扶贫的方式给你钱,你给多少钱,他也学不会用什么方式去创造财富。他只能把这些钱进行再次消费。如果所有的钱都在消费过程,或者维持生命过程中,就像我们说的授人以鱼,财富基本上就浪费掉了。我们一定要用企业家的特殊行为,发展我们的公益事业,让所有贫困者学会通过公益发展,有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社会精神才能够得到传承,并让社会得到真实的发展。

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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